【圆明网】徐明金，女，今年六十八岁，退休工人，家住重庆市沙坪坝陈家桥镇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她明白了得按照《转法轮》书上的要求做个好人、一个更好的人，一身的重病痊愈了。
二零零九年五月，徐明金为了还民众知情权，讲清大法真相，被非法劳教一年，受尽了凌辱与折磨。二零一一年，被歌乐山千竹沟洗脑班迫害一个月。多年来，徐明金被监视、跟踪，丈夫在惊吓与担心中于二零一三年九月底去世。
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，徐明金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投寄《刑事控告状》，起诉这场迫害元凶江泽民。
下面是徐明金在《刑事控告状》中讲述的修炼和遭迫害的事实。
炼法轮功 祛病健身有奇效
修炼法轮功以前，我患有严重的疾病，查不到病因，天气稍有变化，就不敢摸冷水，一接触到冷水，凉气从手到背心使人感到难受，夏天也不敢喝凉水，一喝马上就说不出话来，颈椎、腰椎骨质增生、胃炎、肝炎、经常头痛、眼、耳、鼻、喉都患有疾病。
由于从小体弱多病，饱尝了疾病带来的痛苦，二十多岁时，就开始寻求祛病健身的方法。人所知道的体育锻炼我尝试过，许多气功锻炼我也尝试过，近三十年的寻找追求，不但无效，身体越来越差，补药、其它药都吃得不少。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使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想到了死，就在我想自杀的时候，求生的欲望又使我带着再试一试的想法。
一九九九年五月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一炼法轮功就感觉有奇效，药也没有吃，一身病痛不翼而飞，眼睛也明亮了，吃饭睡觉也香了，我惊喜若狂，我有救了。我不明白法理，只凭感觉炼，法轮功能治病，还停留在祛病健身的欢喜中。
一九九九年七月，江泽民一意孤行，编造谣言，炮制“天安门自焚”伪案，把疯子杀人等栽赃到法轮功上，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，盗用国家及法律的名义，对法轮功信仰者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迫害，使我陷入迷茫，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很大的刺激，不敢炼功，不敢学法，旧病复发，绝望中，又使我从新拿起《转法轮》来学、炼功。渐渐明白了法理，身体又恢复了健康。明白了要想身体健康，消除疾病折磨，必须得按照《转法轮》书上的要求去做个好人，一个更好的人，祛病健身才有奇效。
按“真、善、忍”标准做个好人，一个更好更好的人
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高德大法。要求炼功人按照“真、善、忍”标准做一个好人，一个更好更好的人，重德行善，处处事事都要为别人着想。修炼法轮功对己、对家、对国家都是有益的，能使人的身体健康，能使人道德品质提升，能使社会精神文明变好。
我原来身体不好，脾气就非常暴躁，稍有不顺心就跟丈夫大吵大闹，搞得丈夫精神紧张，家庭关系越来越恶化。明白法理后，我就按照真、善、忍去做，脾气改好了，处处关心他，为他着想，家庭关系也好了，做事为别人着想，邻居关系也更好了。
学大法前，我是一个爱占小便宜的人，厂里的小东西我认为家庭能用的都往家拿，学功后，不但不拿了，还把以前拿家里的东西能送回厂的就送回厂了。过去买东西时东挑西选，不管把别人的东西损坏没有，现在买东西尽量顺其自然也不东挑西选了，也不为别人称不足而争吵了。
记得以前买鸡，别人少收五元钱，自己很高兴，还给别人讲我今天买了便宜货等等，想起原来不道德的行为都感到羞愧。现在我不但不占别人的便宜，别人多补了钱，我马上退还人家。乘车再也不会和人家去挤，和别人发生误解，一笑了恩怨，看到别人有困难尽力帮助。与在家、在外面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说我是个善良的好人。
我炼法轮功十六年以来，就没有吃过一颗药，没有用过一分药钱，我的医疗保险费用全部节约给国家了。我丈夫去世时，医疗卡上还有二千多元（因我丈夫到广州家带孙子，医疗卡的药费几年都未用）亲戚朋友叫我把卡拿去买东西，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，不能这样做，就把丈夫的医疗卡毁了。因为我们炼功人要按照真、善、忍标准做个好人，遇事为别人着想，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，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。
还民众知情权讲清大法真相 被非法劳教一年
法轮功是正法修炼，得正觉。根本不关心政治，更不要什么政权，“四二五”大上访是正义之举，法轮功学员只是到北京上访局反映情况，要求释放在天津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和要求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，要求《转法轮》书能正常发行。因为修炼法轮功是人的基本权利，是信仰，是得到宪法保护的（宪法第三十六条）。江泽民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颠倒是非、混淆黑白，说法轮功围攻中南海，想夺权，毒害了众多民众，造成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。为了消除仇恨，让民众了解真相，唤醒民众的正义和良知，不要被谎言毒害而毁了自己。
二零零九年五月，在北碚讲大法真相，被北碚六一零闵军、段伟等人非法劳教一年。劳教期间，受尽了凌辱与折磨。在他们的“春雷计划”实施的三个月中，每天半夜三点钟睡觉，早上六点钟起床。为了逼我“转化”，每天早上八点钟到晚上六点钟被关入小黑屋里，只准军蹲，不准站、不准坐，军蹲姿势不对，就被包夹用脚踢，实在蹲不起了，倒在地上起不来，马上包夹又用脚踢，骂骂咧咧的说：你不“转化”活该受罪，那三个月，蹲得我全身发肿，双脚原来只穿三十七码的军鞋要穿四十二码，还觉得鞋小了。晚上六点钟，回监房吃饭后，又军蹲，一直蹲到睡觉，天天如此。
当全身浮肿，被包夹发现后，又逼到监狱医院去看病，不去看，几个包夹就围着辱骂，动手脚，到监狱医院拿回药后，不吃就硬灌，吃药时，只给一小口水喝。每天二十四小时，都有两个包夹（吸毒犯）在身边守着，晚上睡觉脚稍一弯曲，就把你打醒，说睡觉只能把脚伸直。
夏天，劳教所把法轮功学员弄到太阳坝去暴晒，坐军姿、站军姿，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，冬天把法轮功学员弄到风口去吹。夏天洗澡、漱口、洗衣服只有一洗脸盆水，整个牢房臭气熏人。不如警察或包夹的意就飞盆（不准洗漱）、飞碗（不准吃饭）、飞板凳（不准坐）、飞床（不准睡）。
由于不“转化”，狱警就会利用各种恶语辱骂你，暗示包夹加紧迫害或不准上厕所，或一上厕所刚蹲下就叫你起来（叫夹断）。
由于不“转化”，取消家人接见机会，丈夫为了见到我，在酷暑四十多度的高温下，奔走于劳教局与监狱之间多次，才获得见到我的机会，由于我被迫害，就使丈夫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与惊吓，血压升高，患上心脏病。
由于我被非法劳教，儿子不敢堂堂正正的举行婚礼，妹妹和姐姐见到我被晒得像黑人一样，身体又瘦弱得很。弟弟和弟媳来几次劳教所，都未见到我。家人、弟妹接见我时，劳教所还给他们提出条件，逼我“转化”，并威胁他们，如不按他们的要求说，就取消接见，给我们全家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压力和伤害，使他们不能正常的生活。
在劳教期间还经常强迫我们劳动，如包糖等。劳教期间，单位受邪党指使还扣发了我一年的退休金
在千竹沟洗脑班被迫害一个月
二零一一年，薄熙来在重庆打着“法制教育”的幌子，私设黑监狱、洗脑班来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并给各单位下了指标。七月份，陈家桥镇综治办主任范均，派出所片警熊源，居委会主任芦伟，厂保卫科科长王斌，工会主席刘平等多人在我买菜回家的路上，绑架了我，并把我送到歌乐山千竹沟洗脑班迫害了一个月。
在洗脑班时，每天两个包夹守在我身边，二十四小时监控，不准出监房门，逼着我看、听诬蔑法轮功和师父的谎言电视、文章等。
还把我儿子从广州叫回来，给他灌输诬蔑我师父的谎言，并对他们进行威胁，把儿子和丈夫都叫到洗脑班来住着，给他们施加压力和威胁，不“转化”就判刑。由于儿子承受不住压力，被谎言欺骗受到了毒害，丈夫在恐吓中心脏病又复发。黑监狱不仅迫害法轮功学员，还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属、子女。
在洗脑班期间，那里的人员还在饭里放了不明药物，吃饭后，就感到难受，血压时高时低，使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，大汗淋漓，血压升高，精神每天处于惊恐之中，在一个月的苦熬中，因为头脑不清醒而干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，回家清醒后痛哭不已，生不如死，因此我出家走了，很长一段时间才回家。给家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和不解。
被跟踪监视、限制人身自由
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九日到一法轮功学员家去，又被绑架到中梁山玉清寺派出所关押了一天二夜，被诬判监视居住一年。每天派出所协勤监视、跟踪、限制人身自由。
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，中梁山派出所又找开锁王打开我家门，非法抄家，抢走我家一台家庭小型做面机。
在监视居住一年间，又经常打电话骚扰我丈夫和儿子，我的手机长期被监控，连丈夫、儿子的手机也被监控，丈夫在长期精神压力和担惊受怕中，心脏病、高血压越来越严重，在惊吓与担心中于二零一三年九月底去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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